導讀:管理類聯考論說文究極本質就是在說理,一手抓論據,一手抓論證,用事實論據和道理論據作為支撐,用論證方式作為說理的武器,證明所提觀點正確,達到說服對方的目的。一切的說理,都是為了有理有據地說服。

閱讀任務:細讀本文,發現傳神之處,在下方評論處寫30字左右關于為什么要說理的思考。
 
2014年5月底,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教授徐賁應邀到浙江大學講座。一位定居杭州的歷史學者專程去看望他,談到寫書的事情,對方感慨道:“你的書像是種子。種子撒下去,能長出什么不知道,但總歸是撒下去了。”
 
此時,徐賁的新書《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付梓半年有余。其序言第一句話是:“這是一本為青年讀者學習公共說理而寫的啟蒙讀物。”
 
寫一本“種子一樣的書”,是徐賁的愿望。2009年,一個朋友送給他一本英國邏輯學家L.S.斯泰賓(1885——1943)的《有效思維》(成書于1939年),此書前面一部分的譯者是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他曾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文革”結束后徐賁考入中國社科院讀研,中文試卷正是呂叔湘出的題。
 
呂譯《有效思維》對徐賁很有觸動,“我當時就在想,這樣的大家怎么會翻譯這么一本小書?”
 
徐賁后來得知,呂叔湘開始翻譯這本書時已經82歲。他在英文原書里夾著一張小紙條,寫有這樣的文字:“我翻譯這本書,是有鑒于常常看到一些說理的文字里頭隱藏著許多有悖正確思維的議論,希望能通過這本書的譯本使發議論的文風有所改進,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80多歲的老人把已經極其有限的工作時間用在這個譯本上不為無益了。”
 
紙條中還提到,他從1986年開始翻譯這本書,“一天翻千兒八百字,斷斷續續三年”。
 
“呂先生如此執著于此書,大概是有感于‘文革’過去10年后,說理在中國仍然是一種尚未實現的有效思維吧。”這件往事令徐賁頗為感慨。幾年后,當出版社編輯向長期在美國講授說理寫作的他約稿寫一本“說理書”時,他欣然應允。
 
去年年底,《明亮的對話》出版,64歲的徐賁專門將呂叔湘的故事寫入書里。“20多年過去,今天我們還在談公共說理,仍然還是一件普及和啟蒙的工作。”
 
“公共說理不是一種理論,更不是一種學問和學術,而是一種實踐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質與行為習慣。”他在序言中這樣寫道。
 
講道理誰不會,這還用學嗎?
 
多年以前,徐賁和一位南京大學教授一起做研究時,這位教授對他說,中國公共理性話語危機已經嚴重到了非采取行動不可的程度。他提議與徐賁一起編一本給大學生用的寫作教材,幫助訓練他們基本的邏輯說理能力。
 
作為一名英語系的教師,徐賁當時關注的方向仍然集中在“文化批評往何處去”、“后現代與后殖民”或者“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這樣的學術問題上。轉折發生在2009年上半年,當時,國內思想界圍繞一本宣揚民族主義的時政類暢銷書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已經開始為國內報紙撰寫專欄的徐賁也發表了意見。他選擇的角度是擱置民族主義問題,把焦點集中在書里出現的邏輯謬誤上—過度簡單化、浮泛空論、循環論證、虛假兩分法、無憑據推理、不當類比,等等。
 
這篇不足1500字的短文獲得許多讀者的注目。有人來信說“意猶未盡,希望能把公共話語理性問題再談得深一點”,還有人想知道有什么邏輯教科書“可以讓初中學生盡早學習邏輯理性思維”。
 
徐賁開始意識到,探討說理問題可以“在國內形成一個話題”。2010年年初,徐賁在自己的博客上連發了5篇文章,《中國需要說理教育和公民理性》、《邏輯、說理和公民素質》、《吵架越成功,說理越失敗》、《自說自話不是公共說理》、《高調宣傳也不是公共說理》。
 
彼時,徐賁已經在美國的大學里講授了20多年的說理寫作。
 
1985年,徐賁到美國求學,在馬薩諸塞州大學攻讀英語文學博士,隨后任英語系的寫作課助教。他發現,美國和中國大學教育的一個很大不同之處在于,美國的寫作課是全校學生的通識教育必修課,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便是“論證與說服”。
 
“講道理誰不會,這還用學嗎?”徐賁沒想到,“說理”也是一門學問。他發現,美國的很多公立學校從小學五年級起,就把“說理”和“說理評估”作為一項具體的教學要求。
 
比如,《加州公立學校幼兒園至十二年級閱讀和語言藝術(教學)綱要》里對五年級學生的要求是:應“分辨文本中的‘事實’、‘得到證明的推論’和‘看法’(尚有待證明的觀點)”。
 
“事實的陳述是可以確認的,比如你說‘林肯是美國總統’,但是看法的陳述則必須要通過說理和討論才能確認,比如你說‘林肯是一位偉大的總統’,這就需要給出論據,然后還要判斷這個論據是否恰當、確切、相關。”隨著年級的提高,“說理”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六年級(相當于國內的初一)時,教學中會增加“辨析邏輯謬誤”的部分,到七年級時,新要求則是“注意‘偏見’和‘成見。
 
到了初中最后階段的八年級,“說理評估”也就會更深入一些。例如,八年級學生的閱讀里有一篇對作家埃德加·愛倫·坡作品的評論,里面有一些典型的問題,老師用這個評論來引領學生們甄別“什么是說理謬誤”。
 
評論里說:“愛倫·坡的小說、詩歌寫的全是心智不寧,甚至瘋狂的人物。”—這里的“全是”犯了“普遍泛論”的邏輯謬誤,說理時應該慎用“每個”、“所有的”、“大家都”這些表達。
 
評論里還說:“我們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別是那些寫恐怖故事的作家。”—“我們知道”類似“毋庸置疑”、“眾所周知”,這里犯的是“本來就有問題”的邏輯謬誤,因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證明的。
 
這樣的說理評估教育一度讓徐賁覺得“十分新鮮”。上世紀60年代,徐賁曾和其他人一樣熟讀過很多“警句”,他們被教導要學習和理解這些警句“用通俗的比喻,鮮明的對比,形象地說明了深刻道理”。
 
“現在想想,那只是一個比喻,連理都還沒有說,哪里來什么‘深刻道理’?”徐賁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但這就是我們那一代讀書人潛移默化地學會使用的語言。”
 
這不是一種多么難的知識,它更多是一種習慣,而習慣是需要從小培養的
 
徐賁現在任教的大學里,課程不得超過20個學生,寫作課也是一樣。學生圍坐在一張大圓桌旁,面對面地討論和交談。
 
談到美國學生的課上表現,徐賁坦言“和國內差不多”,專心做學問的有,想混學分了事的也大有人在。“但這些學生普遍都已受過‘話中帶理’的教育,也就是在說出自己的看法之后,隨即給出理由或說明。”
 
有一次,在古希臘思想經典閱讀課上,大一新生們跟著徐賁一起閱讀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討論中,大家聊到了關于政治家品行和智慧的話題。
 
當時正值美國大選期間,一個學生提到,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比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更有資格當總統,因為選民對他的政治智慧比對奧巴馬有更充分的認識。結果話音未落,馬上就有另一個學生接茬,“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奧巴馬的智慧,他是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又一位學生很快表示反對,他認為,有博士學位只能證明奧巴馬有知識,不能證明他有智慧,更不能證明他有政治智慧。
 
你一言我一語中,這些剛剛年滿18歲的年輕人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課堂辯論。
 
這樣的場面在美國課堂上經常可以看到。徐賁說,從高中開始,學校就會將政府文告、政策說明、政黨文宣等“公共文本”當做說理評估的對象。學生們都知道,即使是印成鉛字的公開出版物,也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說得通,而這正是反復進行的說理評估要告訴學生們的基本道理。
 
“其實小孩子都有問為什么的本能,而回答這個為什么就需要提供邏輯上合理的解釋。”徐賁說,“人天生就有邏輯辨別能力,但并不充分,這就像人天生就有語言能力,但并不完善一樣。說理不是一種多么難的知識,它更多是一種習慣,而習慣是需要從小培養的。
 
有時候,徐賁會碰到一些內向而缺乏自信的學生,他們經常會問,在作文中可以用“我”(“我認為”、“我的看法是”)來做主語嗎?
 
“我說當然可以,不僅可以,你們還應該盡量去發出自己的聲音。”徐賁說,自己很注意向學生闡明“公共說理”與“專業論述”之間的區別—盡管不是專家,但還是可以就公共話題提出議論和說理,因為說理涉及的是人人都能認識的事理,討論的是與每個人的經驗和周圍世界有關的事情,而不是專業人士的知識—關心和討論“人的事務”,是說理寫作的傳統。
 
徐賁介紹,在初等說理教學中,老師引導學生們學習說理,用的都是他們熟悉并有興趣的議題。除了讓學生試著在結論前加上“我認為”以外,老師們還會要求學生在結論后面跟上一個用“因為”引導的理由或解釋說明,以養成“話中帶理”的說話習慣。
 
在他的印象中,加州有一份免費贈閱中學教師的《加州教育工作者》雜志,幾乎每一期都有一整頁是針對某個具體的可辯論話題,比如學生應不應該穿校服,學校里應不應該裝監視器,學校該不該容忍學生說粗話,等等。左邊欄寫著大大的YES,下面是幾個可以支持這個看法的理由,而右邊欄則寫著NO,下面同樣有幾條相關的理由。
 
徐賁記得,自己和這些學生一般大小的時候,正是中國標語口號盛行的年代。和許多同代人一樣,徐賁至今仍能脫口而出不少當年的經典語錄。“當時根本不會去想這些標語結論的理由是什么。”他坦言,美國的從教經歷對自己是一種學習說理的“補課”。
 
如今,在課堂上討論問題時,他會習慣性地問學生:“你知道我下面要問什么了吧?”
 
“Why(為什么)。”熟諳老師秉性的弟子們笑答。
 
“其實,學會‘說理’教育并不難,但能不能領會背后的人文教育理念就是另一回事了。”徐賁在書中寫到,“說理”不僅僅是一種技能,更關涉著某種價值,“包括一種不脫離個人經驗、獨立判斷的知識觀;堅信‘理’來自每個人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強迫;說理的權利與把理說清的責任是結合在一起的。”
 
說理是攤開的手掌,不是攥緊的拳頭
 
4年前,一個朋友的孩子準備在美國讀大學,向徐賁詢問如何準備SAT(學術水平測驗考試)的說理文寫作。
 
徐賁特別提醒朋友,寫作時一定要顧及不同的觀點,并分析對方觀點背后的理由,然后理性、邏輯地一一應對這些理由,方能證明自己觀點合理。一篇不顧及不同觀點的說理文,分數甚至會落到及格線以下。
 
事實上,在美國中學里的“說理評估”中,已經要求學生在說理中必須有對方意識,明確提出說理是“對話”,而不是“獨語”。
 
徐賁用古希臘哲學家芝諾的比喻來形容說理:是攤開的手掌,不是攥緊的拳頭;不是使別人成為敗者,而是歡迎別人加入對話。
 
但他發現,國內輿論場里對說理性質的理解往往背道而馳。他曾在網絡上看到過這樣一則評論:
 
“我說空氣污染,你就說怎么不說倫敦曾經也有污染。我批評國產毒牛奶,你就說大爺的怎不去批評日本曾經也有毒牛奶。我批評中國官員貪污腐敗,你馬上鏈接出美國某某市長也貪污過幾萬元。前幾天我對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擔憂,你也在問候過我全家后,舉例英國瘋牛病、法國禽流感還有土耳其口蹄疫。”
 
徐賁笑言,這種邏輯讓他想起了作家王蒙的一篇小小說,說的是一個患上“厚皮邏輯癥”的人去看醫生,出現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對話:
 
醫生說:“請坐。”
 
此公說:“為什么要坐呢?難道你要剝奪我不坐的權利嗎?”
 
醫生無可奈何,于是倒了一杯水給他,說:“請喝水吧。”
 
此公說:“這樣談問題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攙入氰化鉀,就絕對不能喝。”
 
……
 
在徐賁看來,王蒙文中的病人病根不在缺乏邏輯,而在于濫用邏輯,而這套詭辯邏輯的厲害就是逼得你知趣地閉嘴,終于啞口無言。他記得,自己曾有一位同學口才極佳,熱愛尼采,也很好辯,深信“要贏得辯論,就要不住嘴地說”。但在徐賁看來,“這是對說理的一個誤解,以為說話是為了不讓別人有開口的機會,甚至是‘論戰’,是‘戰斗’,是‘占領陣地。
 
被徐賁拿來比照的是曾經存在于羅馬帝國時期的雄辯教學。當時,如果一方主張地球是圓的,另一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主張地球是方的,“不考慮對錯,只在乎輸贏,會把學生引向歧途”。
 
“其實,在美國也同樣有很多人不愿意講理,同樣有人會站隊分派。我想,這是因為固執和偏見比理性更近于人的天性。”徐賁說,正因為如此,他才尤其看重“說理教育”的價值。
 
《明亮的對話》不久后即將推出增訂版,新增內容中有一部分正是關于“說理的目標”—承認說理的局限性,因為每個人的說理都不代表真理,即便你有理,也不等于不同的意見就是無理。說理不是為了爭辯誰對誰錯,也不是為了證明對方的錯誤,而是為了通過合作性的交談,取得雙方都覺得合理的共識。
 
在徐賁看來,說理之所以需要平等、理性地對待不同意見,并不只是出于說理者主觀意愿上的 “寬容”,而是由“說理”本身的話語特性決定的。因為,單單是說理一方提出的“看法”,無論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不是絕對確定性的事實。它的真實性是由人的理性來判斷并且相互商定的。
 
在與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交談中,徐賁多次在表達完自己觀點后注視著問:“你覺得呢?是這樣嗎?”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他所倡導的說理精神的一個微小佐證。
 
有了這樣理性公民言論的中間地帶,人們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種要么惡言相向、要么啞口無言的兩難境地之中
 
起初,出版社編輯擬定的書名是“有話好好說”,徐賁要求把題目改為“明亮的對話”,書封面上的英文翻譯是他自己提供的,“Transparent Conversation”。
 
在上海一家賓館的大堂里,這位英文系教授拿著筆和紙,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認真地闡釋著他對于“conversation”這個詞的理解:“早在文藝復興時期這個詞就出現了,英國歷史學家彼得·博克為之寫過一本《交談的藝術》。那時候人們非常講究對話的禮儀,連什么時候該開什么玩笑,幽默詼諧到什么程度,都很有講究,交談禮儀是為了保證交談至少能夠持續下去。如果你來煞風景,開不得體的玩笑,嘲笑挖苦對方,這個對話就沒法進行下去了。”
 
交談背后的人際交往正是徐賁所看重的—說理不僅是一種用話語影響別人的技能,更是一種文明社會的人文教養和價值觀。
 
“如果在一個充斥著憤怒和仇視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公共說理的。”他清楚地記得,在藥家鑫案發生后,死刑的存廢問題曾經引發過一場討論。在一篇主張廢除死刑的文章下,他看到了兩條針鋒相對的留言:
 
“像你這樣的作家,我只能稱你為垃圾,你已經在違背自己的道德,真不知道你學的是什么……”
 
“某位(讀者)看來智力與情感有雙重問題,根本不懂得如何辯論,只會情感宣泄式地喊口號……這種網絡憤青只能顯示自己的無知—但愿不死的藥家鑫下次撞死的是你這個神經病。”
 
“罵和謾罵是對‘吵架’很有用的語言,但不是說理的語言。吵架的目的是在最大程度上造成語言傷害,而說理的目的正好相反,是要盡量避免可能的傷害。這是說理的教養,也是說理的倫理。”徐賁認為,一個人在表達自己的主張時,應該運用一種不侮辱他人智力的理性語言,它的說服力應該存在于書面文字有序展開論點的力量之中。
 
然而他遺憾地發現,在很多時候,論戰雙方射向對方的“槍炮子彈”往往是以立場劃分的:一方用的是“西奴”、“漢奸”、“美狗”,另一方用的則是“五毛”、“腦殘”、文革’余孽”。
 
這些詞總會讓徐賁想起那段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歲月。在他看來,“打倒”、“斗垮”、“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腳”這些“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詞,已經成為某種有害的“語義基因”,一有機會或需要“就會重新被‘起用。
 
部分因為這個原因,徐賁專門以“說理是一種公民教養”作為書中第十一講的內容。
 
他在書中這樣寫道:
 
“說理的方式比堅持的立場更為重要,一方面,無論持有何種立場,都不可缺乏公正,也不可抱有惡劣、固執和不寬容的情緒;另一方面,只要對方能冷靜分析、誠實說明,不夸大、不遮掩,就應該給予他應得的尊敬。”
 
“說理是釋放一種理解、尊重、不輕慢對方的善意,讓彼此變得溫和而有理性。說理可以使雙方走到一起,擱置在具體問題上的爭議,共同營造一個平和而有教養的公民言論空間。有了這樣理性公民言論的中間地帶,人們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種要么惡言相向、要么啞口無言的兩難境地之中。”
 
國民的性格與他們之間的交往方式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
 
寫這本書的時候,徐賁曾上網搜索國內有沒有與說理有關的圖書,結果只找到了一本《最實用說話技巧全集:能說會道》。這本書介紹的是在中國說話需要的“話術”和“語術”。
 
“從歷史上看,我們更善于說話而不是說理。”徐賁告訴記者,古代中國沒有可以與古希臘相比的那種被稱為“rhetoric”的修辭學,就連“修辭學”這個名稱也是從日本傳入中國,并一度被譯為“雄辯學”或“勸說學”。
 
他在書中介紹說,在古希臘的修辭傳統中,有一種可以被稱為“人道關懷”(humanist concerns)的傳統,那就是在三個方面都堅持真實(truth)和合理(sound reason)的原則:第一是說話者的真實意圖;第二是用可靠的證據和理由來清楚說明結論;第三是對聽眾的福祉抱有真誠的關懷。
 
這種以人為本的說理傳統保留至今。徐賁說,美國有一本頗受好評的說理教科書《事事皆說理》(Everything’s an Argument),從1999年的第一版到今天,15年里已經出了6版,其基本宗旨就是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說理的規則。
 
“說理”被徐賁視作一個好社會的標志。在采訪中,他提到美國傳播學者尼爾·波茲曼(1931——2003)在《娛樂至死》中描繪的林肯與道格拉斯之間的辯論片段。
 
那是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諾伊州進行的辯論中,道格拉斯已經發言 3個小時。按照約定,他發言之后應該輪到林肯發言,但是林肯提醒聽眾,當時已經是下午5點鐘,他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樣長的時間發言,他建
 
議聽眾先回家吃飯,再精神飽滿地回來聽完4個小時的辯論。結果,聽眾愉快地接受了這個建議。
 
作者波茲曼忍不住在書中感嘆:“這是怎樣的聽眾啊?這些能夠津津有味地聽完7個小時演講的人是些什么樣的人啊?……他們完全是一些理性的聽眾,演講者和聽眾之間在進行一種理性的對話。”
 
波茲曼還提到,有一次,道格拉斯的演講得到了熱烈的掌聲,而道格拉斯對此的回應非常有趣:“我的朋友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沉默比掌聲更得體,我希望你們能夠用自己的評判力、理解力和良知來聽我的演講,而不是用你們的熱情或激情。”
 
對此,徐賁頗有感觸:“在一個普遍說理的社會,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也會允許別人有自己的看法。這種說理的交往也許是為了各自的自我利益,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對所有人都有益的交往方式,并在這個意義上被人們共同認可為一種好生活形式……人的趣味和感受不只是審美的,而且也是社會人格的。國民的性格與他們的人際交往方式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這二者的變化都是在潛移默化中發生的。”
 
我是覺得悲哀,四分之三個世紀過去了,怎么弄來弄去還是這樣呢?
 
徐賁經常為幾家媒體撰寫時評,也碰到過不少與他觀點相左的說理者,這并沒有令他感到不快,“我在乎那些真的說話在理的人,我也希望能碰到好的說理對手”。
 
真正讓他介懷的是一種對說理的犬儒式回擊:用得著事事說理嗎?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在徐賁看來,相比于單純學習一些說理的原則,如何能夠重拾社會對于說理的信心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他發現,在國內的輿論場里,有些人覺得說理“根本就是多余”,還有些人認為“碰到不說理的,再說理也沒有用”,在這種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盛行的環境里,“本該有說服力的說理也變得沒有任何說服力了。”
 
這種環境成為說理文化的巨大挑戰。徐賁感慨道:“說理還需要一個社會多數成員有好的榮辱標準和價值共識。講理的比不講理的要更受到人們的尊重,不講理的不僅受到大家的鄙視,自己心里也會看不起自己。一個人能為自己不講理而羞愧,自然也就比較接近講理了。”
 
《明亮的對話》正是這位大學老師向這樣一個犬儒環境作出的某種對抗。
 
“說理反而吃虧,所以從生存需要出發我們只能不說理。你問我這個惡性循環的源頭在哪里,什么時候是個盡頭?我想,重要的也許不是馬上找到確定的因果關系,好通過消除因去消除果。我們不妨試著從不說理的鏈條屬于自己的那一環去打斷它,在自己身上先治療不說理的毛病,然后再說別的。說理是每個人的事情,先不要問別人何為,先問問自己何為。”徐賁說,“就像我寫這本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但就像種子一樣,起碼我把它撒下去了。”
 
在書里,徐賁專門提及了一件發生在77年前的往事。
 
1937年3月2日,學者蕭公權在《大公報》撰文,其中有大段的論述圍繞當時言論環境展開:“徒知提倡言論之自由而不努力培養自由之言論,則其論亦不免偏狹之病。何為自由之言論?發自獨到之思考,根諸事理之觀察,尊重他方之意見,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見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試一檢時人之言論,其能虛心持平以立說,合于上述標準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氣用事之談,褊狹無容之見,亦觸目易見。異己者勢欲打倒,同調者奉若神明,圓通寬大之風度,渺乎其不可尋。此種入主出奴,反自由精神之論,以較壓迫言論者之器識與見地,實無殊于一丘之貉。”
 
“我是覺得悲哀,四分之三個世紀過去了,怎么弄來弄去還是這樣呢?”徐賁已經滿頭銀發,后背也已經明顯地駝了。他翻著手中的這本書,不無感慨地說:“蕭公權、呂叔湘和我,其實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任何時候啟蒙都不能徹底解決社會問題,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說理這件事,就會削弱不說理的力量,增加說理的力量,哪怕只有一點點,起碼走的不是相反的方向。”
 
說理不是為了爭辯誰對誰錯,也不是為了證明對方的錯誤,而是為了通過合作性的交談,取得雙方都覺得合理的共識。